同事喊你霸凌、主管還你清白,你卻決定不再教她:自保有理,代價去哪了?
前陣子,我被同事指控霸凌。
後來主管調查、了解事情經過,最後認定我對她所做的,是正常的工作指導,並不是霸凌。
事情到這裡,本來應該就結束了。
但我卻提出了一個要求。
既然我只是針對工作進行指導,都可能被解讀成「讓她不舒服」,那麼為了避免以後再發生類似的事情,我決定:
以後她有任何工作上的問題,請直接詢問相關承辦人,我不再負責指導她。
我也直接跟大主管說:
「我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,但是為了避免以後再發生類似的爭議,我不再負責指導她。」
大主管最後也同意了。
老實說,從那一天開始,我上班的心情真的完全不一樣。
以前看到她不會,我會想著要不要教她;工作有問題,我也會順手幫忙處理。
因為大家都是同事,能幫忙就幫忙。
可是當你幫忙的人,有一天反過來告訴主管:「你讓她感覺受到霸凌。」
那一刻你就會明白:
不是所有的幫忙,都值得繼續。
後來她回到座位,還是很客氣地問我:
「對不起,這個問題要怎麼處理?」
我回答:
「長官也說妳已經來一年了,自己的工作應該要會處理。我不負責指導妳,妳不會就問其他人。」
她又說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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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已經還了你清白,你還是選擇把「指導」整個收回去,這不是意氣用事。
這是你算過風險之後做出的決定,我完全能理解。
當一個人把你出於好意的糾正,說成讓她「感覺受到霸凌」,那一刻你的善意就變成她手上隨時可以再拿出來用的證據。
繼續教下去,等於繼續承擔這個風險。換作是我,大概也會做一樣的選擇。
只是這個決定值得再往下想一層,不是想「該不該收手」,是想「收回指導之後,成本跑到哪裡去了」。
我最近在看《蘋果在中國》,裡面寫到英特爾共同創辦人 Andy Grove 對美國製造業外移的診斷。
他說這種思維是「普遍低估製造業價值——只要『知識工作』留在美國,工廠職缺消失也無所謂的思維」。
接著他警告:「我們各自追求企業利益時,常將製造與大量工程技術移出國外,這已阻礙本土創新規模化的能力。失去規模化,我們不僅丟失工作——更會喪失新技術的主導權。規模化能力的流失,終將損害我們的創新能耐。」
Grove講的是整個國家的供應鏈,但邏輯一模一樣。
當年每一家公司把工廠外包出去,單獨看都是理性決定,成本更低、風險更小,沒有一家公司做錯了什麼。
可是幾十年後回頭看,丟掉的不是幾條生產線,是整個社會重新學會製造的能力。
你停止指導她,跟當年那些企業的算計其實是同一種邏輯:先把眼前對自己最不利的風險移除,這一步沒有錯。
只是代價通常不會消失,只會換人付、換時間付。
這一次,可能是她繼續卡在同一個問題上,承辦人被迫花更多時間回答重複的問題,主管得花更多力氣盯她的產出。
甚至下一個新人也會感覺到,這個位置的人不太願意教。
那些成本不是你造成的,是她先把「工作指導」重新定義成「霸凌」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有人要付。
你只是先選擇了不當那個付錢的人而已,這一點你不欠任何人一個交代。
真正值得問的問題,也許不是「我這樣對不對」,而是「除了全部收回指導之外,有沒有辦法讓代價不要一次全部轉嫁到她一個人身上」。
比如把「怎麼教」寫成明確的書面紀錄、拉承辦人一起在場,讓「要不要教」不再是唯一能選的選項。
你已經保護了自己,接下來真正要決定的,是要不要讓這整個代價,全部由她一個人扛到底。
這篇用到的書
- 《蘋果在中國》|Patrick McGee
- 《羅素短論集》|伯特蘭.羅素 Bertrand Russel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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